受访者：胡翌霖，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副教授

编辑：吴说区块链

本期播客里胡翌霖分享了他从清华大学离职并搬到新加坡的决定过程，背后既有学术体制的局限，也有对自由学术与区块链生态的兴趣。胡翌霖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副教授，是中文世界少有的积极参与区块链世界活动的大学教师。

胡翌霖深入探讨了非升即走的学术机制对青年学者的影响，分析了高校体制改革的困境。同时，他表达了对比特币、NFT、去中心化科学等领域的深度见解，并说明了选择新加坡作为长期发展的原因，特别是其对加密货币生态和家庭环境的友好性。最后，他展望了科技与艺术融合的未来，提出了如何在 AI 时代重新定义学习与教育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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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清华的原因

Colin：各位听众，大家好，大家都知道我们播客的老朋友胡老师的身份是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的副教授，但是现在胡老师已经离职，搬到新加坡了。胡老师，要不您自己讲讲，这个过程是怎么回事？

胡翌霖：算是 ALL IN Web3。首先纠正一下，也不算辞职，算是自然的离职。现在的年轻学者其实挺卷的，都是要经历非升即走机制。非升即走就是说你必须在 6 年内通过长聘评审，如果没通过就得走人。我决定不参加评审了。

「非升即走」这个机制是清华带头搞的。清华和北大率先实行了这个制度。它是学美国的学术体系，但说实话，美国的学术界也不怎么样。再加上，中国借鉴的时候也有一些变味了。不过，说实话，清华相比国内很多高校还是好很多的。我在清华的感受是，至少清华相对尊重老师。

虽然我离开了清华，但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不满。主要是清华还是比较尊重老师的。这里的尊重分两个方面。一个是把老师当「自己人」。很多高校实行非升即走的机制时，会把老师当成临时工，趁着青年学者在 35 岁以前的黄金期压榨他们的研究产量。清华相对还好一点，它更注重论文的质量而不是数量。清华采用的是代表作机制，论文只需要达到国际或国内领先水平就可以，不要求数量特别多。所以这点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即便如此，我最终还是选择离开了。今年正好是我合同期满的时间，顺其自然就离开了。

其实我是跟着吴国盛老师从北大来到清华的。我属于清华科学史系的元老之一。我们科学史系当时一批元老，现在都走了。很奇怪的是，科学史系没有一个年轻老师通过长聘。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各有各的原因，但最后都没留下来。

有人去了国外，有人去了其他学校。也有人没通过评审，没转正，还有的选择转行，比如去修道的。总之，各种情况都有，各走各的路。#p#分页标题#e#

学术体制改革的困境

Colin：看来现在高校和以前真的不一样了。以前感觉进了高校就像进入体制内，慢慢混日子就行了，现在似乎压力变大了。

胡翌霖：对，这就是学术问题的核心。我们可以顺便聊聊去中心化科学（DeSci），也就是关于学术和科研的去中心化问题。我对此很有感触。无论是传统学术模式还是当下的学术模式，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存在很大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已经不太适应现在的发展。

以前清华北大带头改革，其实某种意义上是必要的。传统模式下，学术界很多时候变成了「占坑游戏」。比如，一个教授占着一个岗位，研究好坏都没人管，特别是在文科领域。有人占着一个坑，无论研究是否出色，这个职位就是他的。这种模式确实不利于学术流动，也很难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于是后来改革出现了「非升即走」的机制，把铁饭碗变成了临时工。

所谓非升即走，一般是一个六年的机制。你博士毕业后的前六年是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但在非升即走机制下，这段时间你是临时工。为了通过评审，你需要拼命发论文，拼科研课题，卷到极致。成果全归学校，但你可能还是评不上长聘，只能走人。

之后呢？你可能去二流、三流院校，甚至找不到工作。而此时你已经过了学术产出的黄金期，研究产量下降，工作机会也更少。这种模式对于学者来说并不友好。

不过，在相对平衡的环境下，这种模式也许还可以，比如清华。清华的非升即走机制给了一定压力，但没有那么苛刻